主题：季羡林之死和学术大师“草图”（转载）

      就在上周，季羡林先生逝世。根据常识，像季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，自然是有单位的。北京大学发出讣告：“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，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，享年98岁。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季羡林先生的辞世，表示深切的哀思和悼念。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，开展相关工作。”

讣告很简短，只有三句话，并且季先生的头衔只有一个：“北大资深教授”，而没有“国学大师”这样的字眼。我相信，这是出于先生的遗愿。早在2007年时，季羡林先生在他出版的《病榻杂记》中称，希望摘掉外界强加给他的“三顶桂冠”——“国学大师”、“学界泰斗”和“国宝”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季先生毕竟是有大学问的人，又活了98岁，德高望重。身后连一篇像样的悼文都没有，只有三句“开展相关工作”这样的官样文字，实在是一件令晚生后辈气短的事情。

对于大师的离去，媒体上倒有不少纪念文字，然而多半是一些命题作文，除了赞颂先生“是个好人”，就是“季老一去，大师成绝响”，完全不得要领。在我看来，在这样一个标志性的时刻，对历史上的“学术大师”做一番梳理，正当其时。

中国的第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，出在春秋战国，当时儒道法墨，百家争鸣，可以肯定的说，这是诸侯争雄在文化上的折射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孟子游说齐梁，学术大师们与君王一言不合，可以拂袖而去，换个地盘继续诲人不倦。到了秦汉，天下一统，朝廷的行政权力，轻易覆盖文、史、哲在内的整个学术领域，秦始皇可以焚书坑儒，汉武帝可以罢黜百家，哪里还有什么大师可言？即便是在后世推崇备至的盛唐，以李白这样不世出的奇才，在唐玄宗心目中也不过是个清客相公，写几首好诗来讨杨贵妃的欢心罢了。

只有在宋代，才堪称史上第二个大师辈出的大时代。范仲淹，欧阳修，王安石，苏东坡，司马光…这些史上第一流的文人，不论是个人道德修养，还是学术成就，都令有宋一代星汉灿烂，文采飞扬。从表面上看，这种局面跟宋太祖赵匡胤“不杀士人”的遗训有关，究其根源，还在于：北宋从立国开始，就没有完成天下一统的中央集权，北方的辽国，一直占据着中原的燕云十六州，到了南宋，又有女真和蒙古的相继坐大。有竞争则无垄断，帝王想要完成对知识分子的绝对控制，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南宋末年的崖山一战，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了海。士人与君王共天下的好日子，到头了，史称“崖山之后，再无中国”。

到了明清两朝，集权专制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明朝有个方孝孺，不听明成祖朱棣的招呼，被灭了十族——除了八竿子打得着的亲戚之外，门生弟子也统统杀掉。当时人称“天下读书种子绝矣”。统治者一旦大权在握，是何等凶残！所以，百年后有个王阳明，在挨了廷杖之后，终于看透了自古君王多薄幸，干脆喊出口号，改“得君行道”为“觉民行道”，跑到贵州的深山老林里开书院去了。到了清代，读书人梳上了麻花辫，口口声声自称奴才，文字狱之下，只出了几个研究文字训诂的老学究，史称“乾嘉学派”。你能指望这拨人里头出大师？

民国初年，列强割据，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。可耐人寻味是，就这么短短的二三十年，竟然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大师辈出的第三个高峰。从陈寅恪，到顾颉刚、傅斯年，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。尽管当时的政治黑暗，毫无民主可言，但像鲁迅这样的大师，还是可以躲在租界里，化杂文为匕首投枪。而我们今天追悼的百岁老人季羡林先生，严格说来，不过是这个学术大时代的余波而已。

学术大师从何而来，陈寅恪先生的答案，是“自由之思想、独立之人格”。有人说，季先生一去，大师成绝响。我觉得这话说得太绝对，咱们不还有余秋雨和文怀沙两位大师在吗？一个时不时的含泪劝告，一个红光满面的游戏人间，都还活得好好的嘛！